山西，自古就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連接過渡地帶，是連通中原與邊疆和異域的樞紐，是絲綢之路的東源地。魏晉北朝時期，山西就成為東西方文化，藝術、物資交流的交通戰略通道，到了唐代山西仍在絲綢之路上具有重要地位，今天和一起跟隨絲綢之路的脈絡，走進山西。
唐代前期
絲綢之路的山西“印跡”
唐王朝建立后，唐太宗李世民平高昌，滅突厥，先后在西北地區建立安西、北庭都護府及一系列軍、鎮、守、捉，并在在絲綢之路沿線建立驛站，保證了絲綢之路暢通。盡管唐代前期的山西并不在絲綢之路的主線上，但也是絲綢之路支線——草原絲綢之路（即回紇路，亦稱參天可汗道）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晉陽（今太原晉源區）作為唐王朝肇興之地，又為大唐北都，經濟繁榮，在唐代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，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。蒲州（今山西永濟）在開元時期升級為河中府，建號“中都”，該地處于長安、洛陽兩京之間，也是關中通往晉陽、塞北的重要樞紐。
另外，隋唐時期，在并、浩、介、石等州建有專供外商居住生活的“賈胡堡”，史載：“（高祖）師次靈石縣，營于賈家堡”，此類堡是當時胡人的聚居地。也有山西商人在絲綢之路上經商，如山西聞喜人裴伷先在邊境貿易中“貨殖五年，致資財數千萬”，推動了唐代山西絲綢之路的繁盛。
在唐代墓葬陪葬品中，駱駝俑及胡俑作為中外文化交流和“絲綢之路”的象征符號而受到關注。唐代前期的山西，除了晉陽有胡俑出土外，“山西晉東南長治（上黨）地區多年來出土的唐代灰陶俑中有著‘胡商、女眷、高駝、載物’的鮮明地域特色，與長安、洛陽等唐代京畿地區出土胡俑相比，別有殊樣，獨炫異彩。
佛教通過絲綢之路而傳入中國，是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。唐代山西受前代影響，以及唐代統治者的推動，佛教文化極為興盛。
唐代中期山西
是絲綢之路的唯一“通道”
唐代前期長安至西受降城的“回紇道”本有靈州、太原兩道，但是“安史亂后，吐蕃強盛……致西城、靈州南至長安之道不能暢通；故唐與回紇之主要通道，惟存太原一線，晉陽成為唐王朝與回鶻進行交往及絹馬貿易的交通樞紐，并以此方式延續唐代中期的絲綢之路的暢通。
唐代前期，回紇等草原民族與唐王朝保持著長期的朝貢貿易，但是貿易規模較小，由于唐與回鶻持續的絹馬貿易，途徑山西“草原絲綢之路”（回鶻道）再一次成為東西方商業文化交流的大通道。因此，安史之亂后“絹馬貿易”就成為唐王朝與回鶻之間的主要經濟交往形式，也成為絲綢之路中外經濟、文化交流的“載體”。
除絹馬貿易及摩尼教在晉陽地區的傳播外，唐王朝和回鶻也通過山西進行頻繁文化交流，史載：“登里可汗始自尊大，筑宮殿以居婦人，有粉黛文繡之飾”。
由此可見，唐代中期由于河西走廊被吐蕃所阻斷，傳統絲綢之路基本斷絕。由于藩鎮割據勢力的干擾，唐王朝也暫時無力收復河隴地區，因此唐王朝要保持與西域、中亞的聯系，就只能依賴以長安-晉陽-西受降城-回鶻的回鶻道，山西在絲綢之路上的地位得以提升。
唐代山西為絲綢之路
所作的歷史貢獻
唐開成五年（840），回鶻為黠戛斯所敗，回鶻自此走向衰亡。令唐王朝不堪重負，持續數十年的絹馬貿易得以結束，山西在絲綢之路上的地位也隨之削弱。
山西作為唐代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，為絲綢之路的繁榮做出了巨大歷史貢獻。山西是唐代的“龍興之地”，“中都”和“北都”兩京所在地，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經濟地位，山西地處北方游牧民族和農耕文明的交界地帶，決定了其成為民族和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區。
在唐代，大量的游牧民族，如突厥、回紇、薛延陀、沙陀人等進入山西地區，隨之而來的還有粟特商人等，他們帶來了外域的農牧產品、工藝技術，以及各種宗教和信仰，藝術和文化，在山西消化、吸收后，進入中原地區。
另外，唐代山西物產豐富，手工業較為發達，是絲綢之路各種商品的主要供應者，對于絲綢之路的繁榮有重要貢獻。唐代山西還盛產動物皮毛制品——氈，為蒲、汾州等地所產，另外，依賴豐富的鐵礦蘊藏和發達的金屬冶煉工藝，唐代山西還盛產鐵器和銅器等制品。
山西對于唐代絲綢之路的貢獻，還表現在唐代中期，山西成為絲綢之路分支之一——回鶻道的唯一通道。
總而言之，由于唐代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，使山西處于游牧和農耕文明的交界帶以及豐富物產成為東、西文化交流最為深化的地區之一，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，為絲綢之路的繁榮做出了貢獻，傳承絲路文脈，講述絲綢故事，我們一直在路上。
